七年后，我終于“港漂”上岸
時間：2023-08-30 11:06:30
來香港以前，鼻炎常年困擾梁茉。今年是她在港的第六年，她只要繼續留下工作生活一年，就能正式成為香港人。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她出生在河南一座三線小城， 2017年從當地一所師范大學畢業后，來到香港浸會大學攻讀碩士。香港碩士學制一般只有一年，學費約十萬元，加上學校世界排名靠前，國內認可度高，和內地文化差異相對小。和她一樣，許多內地學生都把香港看作留學的“高性價比”之選。
梁茉還記得，初到香港，飛馳而過的車輛經過身邊，帶起一陣風也不見揚塵。“空氣不一樣，鼻炎也不再犯了。”只這一個微小的理由，她決定留下試試。
畢業后，根據政策，留學生們會獲得一年過渡簽證找工作。接下來，如果能在香港持續工作生活七年，他們就能夠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和梁茉類似，許多內地年輕人們來到香港，在這片土地上留下日復一日生活的足跡。他們共同的身份是：“新香港人”。
事實上，隨著疫情后香港進一步放寬各項人才計劃申請條件，香港新移民數量迎來大幅增長。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數據顯示，香港停止了總人口連續三年下跌的情況，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過15萬人，總人口數字約750萬人。
放寬的人才政策包括取消對“優才計劃”申請總人數的限制，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吸引高收入、高學歷人群來港；今年7月，港府計劃再次拓展吸引人才的規模，符合人才政策的院校名單不再局限于世界排名前100位高校。
不過，據媒體報道，雖然越來越多符合人才計劃的年輕人已經獲批長期簽證，但他們依然對于是否留港生活處于觀望態度。
鳳凰網采訪多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年輕“港漂”，還原他們的生活與留港選擇的心理過程，試圖為更多人提供參考。
職場不卷，也不問結婚和生小孩
梁茉覺得，與現今港府引導的“八大中心”建設需要多個行業人才的方向有所不同，多年前，在香港要找到一份和自己專業“對口”的工作并不容易。
當時她就讀的環境專業，是在生物學大類下——一直以來，因為就業情況不好、工作環境辛苦等，生物學被稱為“四大天坑之首”。她畢業的2018年，許多同專業的畢業生因找不到對口工作、無法承擔生活成本，紛紛回到內地，留下的同學有做金融的，做物流的，幾乎沒有一個在做專業對口的工作。
“當時為什么很多人畢業后留在這里賣保險，就是因為沒得選。相對來說，保險公司招聘的人數會多一些，對新人的包容度也高一些。”從香港城市大學讀完碩士后留港五年的鄭雨說道。
《經濟導報》曾提到，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21年9月的月薪平均為1.96萬港元，其中60%以上的人月薪超過2萬港元。鄭雨曾經有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每月薪資約1.5萬港元，比普通售貨員高不了多少，后來這位媒體從業者轉行去了金融業。
雖然當時找工作不易，但不少受訪年輕人告訴鳳凰網，沒有在香港職場內體驗到“內卷”的情況。
“從能力、學歷、背景上，我都不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但在香港，我也有機會進入到本地一些大公司。面試的時候不會問太多年齡問題，不會問有沒有考慮結婚、生小孩。”留港五年的鄭雨說。
從一開始，鄭雨就沒有指望找到“對口”工作。她在一家外貿公司做助理，主要是幫助歐洲客戶下訂單，準備出口報關文件，跟進物流進度等等。干了一年多，她順利跳槽去了一家規模幾千人的本地大公司，做起了HR工作，一做就是三年。
在這之前，她沒有任何人力資源的學歷背景或工作經驗，這段經歷讓她感慨，盡管當時可選的行業不如內地多，但香港職場的“內卷”程度遠遠不如內地，“這么大規模的公司，愿意給我這樣的‘小白’的機會。”
剛開始做HR時，鄭雨主要負責計算薪酬、福利，每天和數字打交道，這需要非常熟悉香港的勞工法。最低薪資是多少，工傷保險如何處理， 稅務怎么上報給稅局，每天接受著“爆炸”的信息量，回家累得倒頭就睡。即便如此，她從來沒有在節假日加過班。有一段日子，受公司人事變動影響，離職同事較多，她常常在工作日下班后加班，但公司嚴格按照每小時60港元計算加班補貼，每個月她會多出幾千港元的收入，“心理上是能平衡的”。
在內地讀本科時，她馬不停蹄地連軸轉實習，并不是因為勤奮，而是周圍人都是這樣，如果自己不做，就會陷入“找不到工作”的焦慮中。在香港，她似乎找到了更為舒適的工作節奏。
之后，鄭雨跳了槽，仍然做HR，工作內容開始涉及招聘。每天大規模的招聘，參加勞工處不同地區的招聘會，讓她逐漸了解香港勞動市場。像麥當勞這樣的大型連鎖企業，會聘請許多所謂“白卡人士”，也就是存在一些智力或精神障礙，但不影響正常社會融入，或不具備社會危險性的人士來工作。
鄭雨說，由于本地人才流失、出生率降低，現在香港本地的服務業，例如零售、餐飲、建筑等人員，以及高端行業如醫護、律師等都大量短缺。她所在的公司，像基礎文員或零售工作，只要是一份全職工作，收入基本都是1.4萬港元起步，稍微辛苦些的倉務員，工資已經加到了1.8萬港元一個月。
在招聘市場上，很多接近60歲的中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們享有選擇權，能輕易手握幾個offer，會對HR說：“我已經有offer了”，或者“我想找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
“現在人很難招。”鄭雨說，但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在香港職場上，“年齡”不會成為太大的影響因素。
鄭雨的公司常常在政府勞工處上刊登一些職位空缺，比如前線零售門市的銷售崗、倉務員等等。她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大量電話問：“我現在人在內地，我可以申請你們的職位嗎？”
鄭雨總是回復，公司沒辦法幫忙申請到簽證，而且需要至少有基礎的粵語水平。不過，隨著政府開始著手開放外勞計劃，她判斷，未來香港的就業市場上內地人會越來越多。
“從生活、教育各方面，香港的吸引力是遠遠超過其他地方的。”駱勇是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的主要發起人，也是協會會長，他告訴鳳凰網，年輕人才、高端人才仍處于觀望姿態的原因或與香港產業發展的局限性有關。
“很多高端人才，在香港找不到對應產業。”他認為，灣區有很多產業發展得成熟、配套完善，如果和內地配套，香港就能充分調動和發揮人才的建設作用，“我認為這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學粵語，香港社會的“入場券”
在香港，粵語是融入社會的入場券。
梁茉讀碩士時，班里70來個同學，只有10個是香港本地人，其余大部分來自內地，同學們之間可以用普通話無障礙交流，而老師上課通常講英語。畢業后，她在補習機構工作，周圍的同事、老板都是內地人，上課也用普通話教學。梁茉本身是個不熱衷社交的人，圈子里幾乎都是內地朋友，一直待在普通話的“舒適圈”里。
2021年，受疫情影響，補習機構學生流失了不少，梁茉不得不換了一份工作，去一家香港本地建筑公司工作。這時候，她才發現，這個崗位需要用粵語和大量香港本地人接觸，一方面要在工地上給工人們做培訓，告訴他們一些環保事項，另一方面要在辦公室里寫各種各樣的文件，給甲方做報告、開會。
而她一點粵語都不會，不得不硬著頭皮開始學習。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梁茉男朋友身上。畢業后，他進入了一家中資企業做物流采購。當時部門負責人曾經評價他：“小伙子什么都好，就是不會講粵語。”因為不會講粵語，男友上班很吃力，接觸的工友中有很多甚至不會打字，經常給他發一段語音，還帶著各種各樣的口音。
兩人下決心開始學習粵語。起初，梁茉一看到別人張嘴就開始緊張，不僅要擔心對方說的時候聽不懂，還要擔心自己的回答對方聽不懂，腦袋里還要瘋狂運轉，在兩種語言里來回切換。
“有時候我說一句，他沒明白，我就不敢再用粵語說第二遍。心里在想，究竟是我說得不對，還是我的聲音太小，他沒有聽出來？然后我會用普通話說一遍，有時候他聽懂了，會糾正一下我的讀音。實在交流不上來就寫字，還好中文都是能看懂的。”
半年時間，梁茉才基本適應日常交流。
鄭雨和梁茉的經歷極為相似。她們一樣從內地人幾乎占80%以上的研究生班級畢業，常常看不懂街上的霓虹字或餐廳里的餐牌。找工作時才突然“當頭棒喝”，發現不會說粵語，在香港本土社會里幾乎寸步難行。
“如果不會粵語的話，想要融入任何一間本地人占多數的公司都是非常難的。”鄭雨說，當時不光整個部門只有她一個內地人，就連整間公司幾千人，也都只有兩三個內地人，“真的不用指望有人能跟你用普通話交流了。”
她那時在YouTube上關注了很多本地人，經常看他們的視頻，習慣粵語使用的生活場景。出去購物的時候，她抓住一切機會跟店員講粵語。剛開始內心很尷尬，一個句子里會有好多字念錯，但她硬著頭皮照講。幾次之后，她發現店員們的表情很平常，并不覺得有任何怪異。就這樣每天跟同事、朋友、陌生人練習，到了畢業快兩年的時候，鄭雨基本上能完整說出所有句子了。
香港的第一道門檻：“太貴了”
2017年8月，梁茉從老家河南坐了七個小時高鐵到深圳，接著從深圳入境香港。
那是一個臺風天的下午，正值“8號風球”過境，下著暴雨，香港的小巴車停運。她拖著行李箱，好不容易打到一輛的士來到租住地。這是一棟位于九龍廣播道的老舊洋樓，這片區域被人稱作“廣播道的貧民窟”。
合租屋總面積只有16平米，屋勉強能擠下4人。踏進門，是一條過道，兩邊擺放著兩個床位，其中一個床位貼著陽臺飄窗。往里走一些，兩側各有一間臥室，全都是單人床。過道走到底是洗手間，緊挨著洗手間門的是一間小廚房。過道和兩個臥室都有冷氣機。不過，房子太老舊了，各處都能見到漏水，冷氣機和其他設施一樣，用起來不太順暢。
和梁茉一起同住的，是三個留學生，每人在各自的4平米個人空間內，擁有一個儲物箱和一張寫字臺。房租平攤，折算成人民幣，每人每月負擔四千港元。為了公平，私人輪換著住臥室和過道。
因為工作需要，她又接連換了幾個不同的租住地點。現在，她在一所港島上的公立學校教書，住在九龍，每天早上要坐地鐵過海。
盡管生活漸漸穩定下來，但買房對于梁茉這樣的“港漂”來說，仍然遙不可及。
為了盡可能省錢，年輕“港漂”們鍛煉出不少生活技能。
鄭雨畢業后點外賣的次數只有10次左右。因為外送費很貴，即便餐飲店就在樓下，外賣運費15港元起步。她開始跑菜市場買菜、自己做飯。
除去偶爾加班晚了，公司報銷車費之外，她也很少搭乘出租車，因為“太貴了”。不到20分鐘的距離，就要收100多港元。有一次，她出門倒垃圾，沒有帶鑰匙，一陣風吹來把門關上了。她找來一位開鎖師傅，從樓下鋪面上樓，開鎖，不過幾分鐘，收費350港元。
香港的住房大多都有些年頭了，疏通下水管根據小區環境、所在樓層等階梯收費。房屋越老，樓層越高，收費就會越貴。
“疏通管道三兩下搞定了，但是收費七八百港元。任何涉及到人力的地方，都要三思而后行。”鄭雨說，在港獨自生活還讓她學會了下水管堵塞的疏通方法。為了節省成本，她嘗試過自己買“通渠水”倒進管道里，但效果有限。后來，她發現了一種細條形的工具，可以伸進管道深處，轉動手柄，就能吸出里面大團大團的頭發，和積存的各種阻塞物。
在一次又一次探索中，“港漂”們正在學習適應著這個“更高人工成本”的地方。
走上一條“未選擇的路”
留港六年，梁茉身上發生了一些改變。
去年9月，在經歷過培訓機構和建筑公司的工作之后，梁茉來到香港一所公立中學當老師，主要教初中生普通話，以及教非華語學生中文。
普通話是中學的必修課，課表上，每個班每六天有一節普通話課。初中總共三個年級十四個班，她要教十個班的普通話課，還有一個班的中文課，平均每天排上三、四節課。
學校的普通話考試評級只會在成績單上出現一下，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升學、評優或其他任何指標。不過，即便是語數外這類主要科目，在這所位列Band1的中學里，很難能見到“做題家”。“他們不是像內地學生那樣按部就班的，老師讓做什么就做什么，沒有那么‘乖’。”梁茉說。
每天下午的七、八、九節課，學校經常組織一些活動，比如參觀故宮博物館、體驗3D打印、游泳比賽、跳繩比賽、辯論賽、書展，所有學生只要報名都能參加。如果跟課程沖突，他們就不用上課了，這也導致很多被占用的課程很難補回來。梁茉常常接到通知：“某某班某某學號某某姓名的學生會在某某時間段參加某某活動，如果他們沒有出現在課堂上，請你多多包涵。”
“學生們不會為課程做出讓步，他們覺得活動和上課是同等重要的。”此外，她還會收到各種各樣沒有在內地學校見過的請假理由：“今天我生日，我就不來上課了”，“我和爸爸媽媽要去旅游，這段時間請假”，等等。
從小生長在河南，經歷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競爭，一開始，梁茉對于這些情形感到匪夷所思。這些學生有自己的想法，更加自我。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她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我從小是‘好學生’。上學的時候，老師說了什么，就好像圣旨一樣，我都會服從。對于老師來說這或許很好，因為老師很容易掌控課堂，能很好進行他的教學計劃。對于年紀還小的學生來說，這或許也不錯，他們沒有成熟的判斷力，老師會教會你怎樣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成長的步伐加快，如果自我意識沒那么強的話，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別人的指示，你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嗎？你能看清自己的意愿嗎？好像就有點迷茫了。”
梁茉想起自己拿到學校老師崗位的offer時，身邊的朋友都對她說“恭喜你，終于拿到了自己的dream job”，她卻說“這不是我的dream job，這是我爸媽的dream job，是我家人希望我要做的事情”。實際上她真正喜歡做什么工作，好像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段日子，家人對港漂的她說：“生活壓力那么大，要不回家考個公務員吧。”但梁茉感覺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她想更勇敢地承擔著自己選擇留下的結果，即便前路滿是未知。
“就像那首詩里《未選擇的路》里寫的，你永遠會想象自己沒走過的那條路，會惦記，會向往，那是我不曾擁有過的另一種人生。”她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