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這么喜歡聽鬼故事？
時間：2023-08-30 20:20:47
農歷七月半，地獄之門開啟。鬼魂回到人間，有家的回家，沒家的就在四處徘徊；人們點上燈，為自家鬼照亮回家的路。
有很多影視作品都描述過這一天，霧氣彌漫、燈火全滅，脖子背后突然感受到一陣涼風，有時月亮還會變成血紅色。
(相關資料圖)
鬼節已至，今天，請你聽《早期中國的鬼》的作者蒲慕州聊“鬼”。我們從小到大聽到的那些或恐怖、或好笑的鬼故事，如何反映人類生存狀況，構建出一個理想世界？
*本文經授權轉自《晚點LatePost》（ID：postlate）；
作者：曾夢龍，編輯：錢楊。
不管對“鬼是否存在”持怎樣的態度，不可否認鬼的概念已經進入中國文化。現代漢語便是明證，比如見鬼、鬼打架、鬼話連篇，還有鬼斧神工、神出鬼沒，甚至幼稚鬼、頑皮鬼、好吃鬼等等當代形容。
“我把鬼的概念看作一種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71歲的蒲慕州今年8月在書房里接受《晚點 LatePost》的視頻對話時說。
在兩個小時的對話時間里，他的語調、表情和動作變化不大，平靜真切地述說那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但又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的鬼神世界。
蒲慕州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大概 30 年前就開始研究鬼，主編過《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與《重思世界宗教中的鬼》（Rethinking Ghosts in World Religions）兩本論文集。今年，他關于鬼的首部專著《早期中國的鬼》（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被譯成中文出版。
這本書追溯中國從遠古到魏晉南北朝時的鬼觀念，并與世界其他文化中的鬼比較，揭示中國文化的特色與人類社會的共通。
蒲慕州認為，很多時候人的活動是從自己的信仰出發的。不管這種信仰是真是假，信仰本身會影響歷史、文化發展。如果我們擱置鬼是否存在的問題，轉而關注鬼的概念或者信仰體系在社會的發展，造成了什么樣的文化和歷史結果，就是一個可以相對客觀研究的事實與現象。這也是所謂從外部看信仰，而非從內部看，討論教義之類的問題。
人終有一死。每種信仰對于人死后都要提出一套看法，比如人死之后還存在嗎？如果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去往何處？因此，蒲慕州覺得，鬼可以看作人們對死后世界的一種想象，是信仰發展的一環。他想探究，是什么樣的社會文化環境讓鬼的觀念存在？這種存在給社會制造或解決了什么問題？鬼與人是什么樣的關系與本質？
《早期中國的鬼》里稱，翻開現今任何一本關于中國文化的書，我們卻幾乎找不到關于鬼的記述。最有可能找到此類記述的地方是作為文學體裁的鬼故事，或是討論民間信仰的著作，但那里鬼的篇幅也不多。鬼是中國文化的陰暗面或隱秘的角落，用難以察覺的方式塑造著外在表現。不了解鬼，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直到今天，“你心里有鬼” 之類的說法，仍是意味深長的中文表達。
蒲慕州稱，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近代之前，鬼的概念具有相當大影響力。古代筆記小說中有大量鬼故事，說明社會上有這種需要，也折射出人的價值觀。到了現代，各種鬼怪電影流行，說明這種興趣或者需要并未消失。但由于鬼在各信仰傳統中多半是負面形象，被一般人排斥，所以很少有人研究。現有鬼的研究，多是文學研究者分析鬼故事。
“我的研究基本上出于個人對信仰、信念和宗教現象的極大好奇，也希望能對讀者了解中國文化有些貢獻，提供一個思考與鬼神信仰相關問題的角度。” 他說。
天上地下的鬼神官僚式想象
公元前91年，漢武帝離開都城長安，前往行宮甘泉宮避暑。在長安，寵臣江充設計在皇宮內挖掘出木偶人，以此作為證據指控太子劉據施展巫術，召喚鬼來傷害皇帝。太子措手不及，由于無法與不在都城的皇帝及時取得聯系，為了自保，遂將江充處死，倉促舉兵與禁衛軍發生沖突。這場被稱為 “巫蠱之禍” 的事件最后以太子自殺和數千人死亡而告終。
蒲慕州稱，盡管漢武帝沉迷信仰鬼神和精神狀態衰弱可能是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正如后世常評論的那樣，當時整個社會彌漫著信仰鬼、巫術和驅鬼的氛圍，很大程度上促成這類事件的爆發。
36年前，蒲慕州就從宮廷斗爭角度出發，討論過巫蠱之禍，覺得要考慮當時的宗教和社會心態才能全面了解這一事件。在寫過一些與古代信仰有關的著作后，他開始重新思考巫蠱之禍，將于今年底出版新書《漢唐的巫蠱與集體心態》。
“雖然是政治事件，但是事件背后有信仰巫術的社會心態。我這本書寫到唐為止，宋以后用巫蠱作為政治斗爭的借口就比較少了，雖然下蠱在民間還有傳說。” 他說。
這種對鬼的信仰在秦漢時期非常普遍。比如秦始皇信任的方士盧生主張，若要讓仙人降臨，就要驅除惡鬼；寵幸的妃子王夫人死后，漢武帝請方士少翁召喚王夫人的鬼魂，并確信他在夜里帳幕上看到遠遠的人影就是王夫人；東漢時期，每年年底都會在首都舉行驅除邪鬼的儀式，稱為 “大儺”。
《大儺圖》，故宮博物院。
蒲慕州覺得，驅鬼行為背后的宇宙觀非常有趣。這些惡鬼雖然對人類充滿惡意和危險，但卻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們可以被暫時地驅逐出人間，但似乎沒有辦法一勞永逸地消滅。因此，年復一年，季復一季，驅逐它們的需求反復存在。
公元94年，漢和帝下詔，將每年6月的伏日定為全國性假日。伏日是萬鬼出沒的日子，因此一整天，人們都被命令關上大門，不事任何生產。有學者認為，伏日就是后來農歷七月中旬慶祝的中元節的早期版本。
蒲慕州認為，伏日和中元不一定有關系，但是有關萬鬼出沒的概念確是很有意思的共通之處。中元節最早可能只是古代農業活動的一個節點，要到南北朝之后，佛教的盂蘭盆節（梵文音譯，意為解救倒懸苦難）開始受重視，又和道教儀式（如做法事，超度亡魂）合流，才逐漸轉變為所謂的鬼節。
“在現代，鬼節的存在一般都視之為民俗信仰。從正面角度來看，它和中國傳統儒家所謂慎終追遠的精神也有契合之處。只是它由照顧一家的祖先擴大到照顧整個社群的先人，包括各種孤魂野鬼，也頗有墨家兼愛的精神。等于儒、釋、道、墨搞到一塊，很合中國老百姓的胃口。” 蒲慕州說。
曾侯乙彩棺上的神怪圖像。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戰國早期的禮樂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頁。
秦漢時期，大一統帝國建立，官僚系統發展完備，對鬼概念的發展也產生影響。蒲慕州稱，人們對靈界、陰間或天界開始存在一種官僚系統式的想象，并在隨后幾千年里成為中國人宗教想象歷久不衰的模型。
他解釋，人對死后的想象多半是根據活著時的生活環境來的。官僚化的陰間是官僚化社會出現之后的結果，反映了權力關系。不止中國如此，其他古代文明也有類似情況。英國人類學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寫過《帝國的隱喻》一書，提出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體系是根據帝國的架構來想象的。不論天上地下，都是這樣。比如明清的媽祖信仰，皇帝封媽祖為 “天上圣母”，她的存在跟帝國制度有直接對應關系。
再比如，道教基本上就是一個帝國，天宮所有神明按資排序，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還有民間文化中的城隍，城隍或者說土地公，就是一個城的官僚，對應人間的縣太爺或者地方長老，各自屬于大的官僚體系中的一部分。受佛教影響，南北朝之后出現十殿閻王，即地下世界的十個主宰，各有稱號。這都是帝國組織模式。
魏晉時期的《列異傳》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魏國將軍蔣濟死去的兒子托夢給母親，說自己 “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鬼世界的小差吏），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他希望母親讓父親去找太廟的孫阿，后面幫忙給自己換個舒適的差事，因為孫阿即將就任泰山令（鬼世界的縣令）。
蔣濟得知后不信。兒子又托夢給母親，描繪一番孫阿的身形相貌。妻子由此勸丈夫試一試，驗證真偽。果然，蔣濟找到一模一樣的孫阿。孫阿聽到自己要去當泰山令后大喜，答應蔣濟的請求。蔣濟也重賞了他。沒過多久，孫阿去世。一個多月后，蔣濟的兒子托夢給母親，說自己如愿調任為錄事（鬼世界負責抄寫的小官）。
“20世紀初以來，帝國不復存在，但在民間文化中，仍未能對這種傳統信仰架構造成改變，像三太子、保生大帝、開漳圣王，這個大帝那個大帝，這個王那個王，沒有什么變化。” 蒲慕州說。
佛、道如何傳承和改造鬼概念
1995 年出版《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之后，蒲慕州開始進一步細看中國古代信仰活動中的具體內容。他先是關注道教的神仙與佛教的高僧，后來意識到要了解佛、道兩教在中國的發展，需要先了解為兩者生長提供養分的文化土壤。
“佛、道傳承和改造鬼概念，我認為是一個關鍵問題。” 蒲慕州說。
道教興起于漢代，佛教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它們都利用了在民眾中間流行的鬼認知框架推進教業，通過聲稱可以 “驅鬼” 來獲取更多信眾。雖然佛、道都宣稱自己在世界上伸張正義，但它們對鬼的來源看法不同，驅鬼方式也各有特色。
蒲慕州稱，在道教世界中，鬼基本上是人的敵人。人不愿意與鬼互動，但鬼無法被消滅，世間總有無數的鬼需要被驅逐，這樣道士們才能被民眾不斷雇傭。這些鬼，多半是為自己受到的冤屈喊冤。這繼承了早期中國的鬼觀念，認為人遭遇不公、意外、疾病、戰爭等非正常死亡，鬼魂才會回到陽間，纏擾活人。
但與早期史料中的鬼相比，道教典籍中鬼的規模和數量之大，反映現實社會的苦難，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鬼似乎主導整個信仰體系。因為漢朝滅亡后，戰爭、瘟疫等災難影響數百萬人生活，很容易成為道教典籍作者創作的素材來源。
“百萬鬼兵戮盡大地的這種描述可能是基于當時的歷史現實，或是受其啟發。再者，鋪天蓋地的鬼名表列，生動地描繪了一個被戰爭和疾病撕裂和摧毀的社會”，蒲慕州在《早期中國的鬼》中寫道，“因生靈涂炭，幾乎普天之下盡為鬼。不僅人類遭受了慘絕人寰的命運，官邸、旅社、軍營、房梁、馬車、道路、水井、爐灶、池塘、沼澤等一切世間事物都被毀壞殆盡，變成了鬼”。
大概在六朝時期編著的《太上正一咒鬼經》提供了一份鬼名表：“思想鬼，伏尸鬼，肛死鬼，淫死鬼，老死鬼，宮舍鬼，軍營鬼，獄死鬼，驚人鬼，木死鬼，火死鬼，水死鬼，客死鬼，未葬鬼，道路鬼，兵死鬼，星死鬼，血死鬼，斬死鬼，絞死鬼，自刺鬼，恐人鬼，強死鬼，兩頭鬼，騎乘鬼，車駕鬼，山鬼，土鬼，羌胡鬼，蠻夷鬼，百蟲鬼，詐稱鬼……當誦是經，咒鬼名字，病即除差，所向皆通。”
念出鬼的名字是道教驅鬼儀式中的一環。神秘的咒語、迷人的音樂、華麗的服飾、夸張的 “禹步”，都是道士驅鬼儀式的經典橋段。禹步是一種古老的儀式行為，在秦代驅鬼文書《日書》中已經出現。它的特征是表演者沿著北斗七星的圖樣，兩腳交替，一前一后地行走。
顏庚的《鐘馗嫁妹圖卷》局部，創作年代為南宋或元代，現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和道教不同，佛教世界的鬼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蒲慕州稱，佛教典籍最常提到的是餓鬼。餓鬼并非因饑餓致死，而是在世時犯罪或道德敗壞（如貪心、貪財、貪色、欺詐、妒忌、諂媚），被懲罰變成餓鬼，下地獄忍受痛苦。佛教借此勸導人們過正直生活，以免墮入悲慘境地。
但在佛教到來之前，中國人對鬼來源的流行觀念，與任何強烈的道德倫理價值觀沒有必要關系。而且，驅鬼只是一種技術或者儀式，只要學會就可以，和好人或壞人無關。
和道教類似，為了爭取信眾，佛教也要驅鬼。蒲慕州認為佛教一般有三種方式，一是借著呼喚佛陀和菩薩的名字來禮拜佛陀和菩薩，或是背誦佛經中的驅鬼咒語；二是使用法器或實行一些儀式；三是有大智慧并掌握佛法的僧人可以體現佛陀本人的能力，以他們的現身來驅走惡鬼。
驅鬼行為之外，佛教善于將其制作成故事傳播，宣教傳經。比如《高僧傳》里記載：“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 這表明佛法精進的僧人即使不施咒，也能僅憑自己的現身就驅走惡鬼。
雖然佛、道在中國的發展，給鬼文化注入道德和權威因素，但蒲慕州揭示了更復雜的面向。他認為，對一般大眾而言，咒語和儀式仍是重要的依靠。如果用金字塔比喻，佛、道的信仰體系，最上層是道德性較強的義理，高僧、道士對道德修養要求很高。
而在中下層普羅大眾的生活中，道德問題其次，咒語和儀式占較重分量。他們要解決的還是那個古老的問題：生活不如意時，怎么處理？念個咒、燒個香、貼個符，各種儀式活動來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
“這種心態一直存在，中國到現在都是。人總希望有解決辦法，需要外在機制替他解決問題。” 蒲慕州說。
所以鬼神信仰始終有生存空間，但蒲慕州強調，信仰是很主觀的東西，也不是非黑即白，更像一個光譜，比如你不順的時候信 90%，幸運的時候只信 20%，但完全不信也很少。“一個人的信仰是游移的。這也是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一個禮拜去一次教會，重新堅定信仰。”
多姿多彩的鬼故事始于六朝
主題從正義到道德
蒲慕州稱，中國社會有兩種描繪鬼的方式，一種是必須整治惡鬼，另一種是當人們處于放松或猜疑態度時，通俗小說和故事中出現的鬼更具人性化傾向，越來越多姿多彩，充滿異能和奧妙事跡。鬼故事既是娛樂文學、奇觀記錄，也是人類生存狀況的一種反映、構建理想世界的一種嘗試。
六朝時期的志怪文學是中國鬼文化發展的關鍵節點。這一時期，鬼從之前沒有多少特質的配角，演變成形象豐富、性格成熟的故事主角。
比如率性的鬼。青州刺史宗岱以駁斥鬼的存在而聞名，一天晚上，一個被宗岱停掉祭祀的地方鬼以書生身份出現在他面前，說要報復宗岱。類似的，阮瞻寫過無鬼論的文章。有一天，一個鬼偽裝成書生找阮瞻，與其辯論鬼是否存在，但無法獲勝，最后只好說自己就是鬼，以結束尷尬場面。“鬼幾乎是在自詡合理地捍衛自己的生存權。” 蒲慕州寫道。
又如天真簡單的鬼。一個頑皮鬼總是將骯臟的東西扔到一戶人家的食物中來打擾他們。惱怒的主人最終想出一個計謀，大聲說，他才不怕臟東西，但如果鬼拿錢砸他，那他就真的氣炸了。鬼聽信了，之后就向他扔錢，所以他很快就發了一筆小財。
相似的故事有，宋定伯騙鬼說自己也是鬼，還以新鬼無知為由，誘導鬼說出秘密——鬼怕人的唾沫。到了市集，鬼變成一只羊，宋定伯捉住賣了它，“恐其變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蒲慕州稱，這些故事可能反映人比鬼聰明的心態。即使在今天，“你在騙鬼” 或 “只有鬼才信” 之類的表達也表明，“鬼比人更容易被騙” 的心態還在。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這些鬼故事看作批評社會惡習——人有時比鬼更奸詐。鬼的天真、簡單性格或許才是真正的人性應該有的。
一項研究表明，六朝志怪一共講述了23個男子與女鬼結婚的故事，其中只有一個女鬼傷害了一個男人，因為她的丈夫在她死后娶了另一個女人。其余女鬼則基本被描繪成迷人且忠誠的戀人，即便有些男人最終變得忘恩負義。另一項對清代小說中狐精的研究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女狐精或者說女鬼有過風流韻事的男人，個人性格和成就不被提及，表明這些信息對于故事來說不必要。
蒲慕州稱，一方面，這可以解釋為男性講故事者的性幻想。風流女鬼不計男人的個人成就、道德品質或社會地位，就無緣無故、毫不掩飾、一心一意地愛他們。這對很難成家的窮書生具有吸引力，“人鬼姻緣解決了他們對于所謂理想婚姻的向往”。
另一方面，這也可反映出相比過往，六朝女性在社會活動中享有較大自由度。因為當時道教的葛洪批評婦女可以自由外出，參訪寺廟和朋友家；在街頭游蕩，唱歌喝酒，直到深夜才歸家，甚至在朋友家過夜。這反證了社會現實。
還有，報仇的鬼，比如一個人被某個官員冤死，會以鬼的身份回來報仇。助人的鬼，比如一個男鬼替妻兒修好了被暴風雨摧毀的房子；一個女鬼確保一個窮人家庭每天都有足夠食物。待助的鬼，比如一個鬼讓一個男人重新埋葬他的棺材，讓他可以從監禁中被釋放出來；一個女鬼請一個男子報復丈夫新納的小妾，因為小妾虐待女鬼的孩子。
元代畫家龔開的《中山出游圖》局部，現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鬼的類型多樣之外，鬼故事的主題在六朝也有變與不變。“正義” 是中國鬼故事中的經典主題。早在先秦時期，杜伯就是著名的鬼魂，警告著不依公義行事的統治者。
周宣王殺了無罪的臣子杜伯。三年后，周宣王會合諸侯在圃田打獵，獵車數百輛，隨從數千人，人群布滿山野。正當中午，杜伯的鬼魂乘坐白馬素車，穿著紅衣，拿著紅弓，追趕周宣王。他在車上射箭，正中周宣王心臟，使他折斷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
六朝時期，這類故事比比皆是。比如晉朝的庾亮在一次軍事行動中，以行為不當和陰謀叛亂的罪名將陶侃的兒子陶稱處決。已逝的陶侃被公認為正人君子，庾亮則是聲名狼藉的權臣和外戚。陶侃的鬼魂出現，對庾亮說：“老仆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蒲慕州認為，庾亮之死的故事說明，在大眾心目中，講故事者和聽故事者如何集體支持鬼來執行死后正義。而且，看似輕松的故事，與當時知識分子對宮廷政治的關注有著密切關系。
“道德” 是六朝志怪中的新主題。比如南朝的費慶伯回家，看到三個戴著紅頭巾的侍從。他們對費慶伯說：“長官叫你去。” 費慶伯說：“剛剛我才拜見他回來，怎么還要召見我呢？而且你們經常戴黑頭巾，今天為什么戴起紅的了？” 侍從答道：“我們可不是陽間的官。” 費慶伯意識到他們是鬼，忙跪拜祈求活命。三個鬼答應換個人捉了交差，讓費慶伯四天后置辦些酒飯款待，但此事千萬不可泄露。
四天后，三個鬼來費慶伯家吃飯。費慶伯覺得，他們吃喝的樣子和活人沒什么不同。費慶伯的妻子生性多疑，對他說：“這一定是妖怪變來騙你的。” 費慶伯不得已告訴妻子前因后果。不一會兒，三個鬼被鞭打流血，憤怒地站在費慶伯面前說：“你為什么要害我們？” 說完，就不在了。費慶伯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
蒲慕州覺得，這個故事表明，人應該信守諾言，即使對鬼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社會現實，即使是在陰間官僚體系中，腐敗不足為奇。但最終，不公義、不道德必遭報應。
除了正義、道德這樣的嚴肅主題，一些鬼故事具有詼諧、諷刺或懷疑意味，娛樂色彩更強。還有些鬼故事成為宗教信仰的傳播媒介，展現高僧、道士等控制鬼的能力。
“當時鬼故事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的情節超乎日常想象或者生活經驗，能夠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中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也是我為什么說它構建理想世界。”
當然，鬼故事的發展和那時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氛圍有關。蒲慕州分析道，漢末分裂時代，儒家思想的控制力減弱，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得開放。六朝有著 “清談” 風尚，文人雅士聚在一起東聊西聊，鬼故事傳播開來，后來被收錄成書，像《世說新語》里就有很多。還有，佛、道的興起，產生大量有關鬼神的文字。最后，東漢以來紙張廣泛使用，有益于歷史和文學作品流傳。
他認為，六朝之后，鬼故事越來越豐富，包括唐五代志怪傳奇，宋代的《夷堅志》《太平廣記》，明清時期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等等。這些鬼故事的情節、人物、鬼怪等更豐富，雅俗共賞，文學成就更高，但其中的鬼概念和六朝時期沒有太大差別，一脈相承。
“揚州八怪” 之一、清代畫家羅聘的《鬼趣圖》局部，存世有多個版本。
到了現代，許多人接觸鬼故事不再是通過文學，而是電影。蒲慕州覺得，鬼片的商業屬性更強，中國、東亞和西方都會制作鬼片，如《開心鬼》《畫皮》《咒怨》《招魂》等等。但看鬼片的人基本上是追求刺激，跟有的人喜歡看動作片一樣。
“鬼故事有趣，但也要看到鬼故事背后引申出來的文化現象。什么樣的文化和社會，讓這類故事流傳？” 蒲慕州說。
通過比較各自的鬼
加深對每種文化的理解
蒲慕州是少數在古埃及和古中國研究領域均有建樹的學者，提倡比較視野下的歷史研究。他說，這輩子最后一本著作可能是《想象的樂園：古埃及和中國的死后世界》。
在《早期中國的鬼》的最后一章，他粗略比較了古代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的鬼。他覺得，比較能使我們有機會在每個社會中定位出鬼的作用的差異和相似之處，以此更好了解諸多宗教體系的特征，最終強化我們對每種文化的理解。
比如，古希臘的鬼似乎并沒有像古埃及人那樣，有對死者審判的想法，而這想法在塑造道德意識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也不像中國人那樣，形塑基于陽間創造出來的陰間。古羅馬的鬼似乎只有工具功能，而沒有承擔傳遞某些特殊信息、道德教化或其他功能的角色。古埃及的鬼和活人世界沒有交往，不像中國的鬼跟現實社會有關。
“埃及的鬼不像中國的鬼那樣自由，后者可以在世界各地漫游，為所欲為地留下蹤跡或搗亂。埃及的鬼和神明的關系毫不模糊，不像中國鬼的行為不可預測。因此，中國的主要宗教體系，無論是佛教、道教還是本土的地方宗教儀式，都熱衷于控制鬼，而埃及并非如此。” 蒲慕州寫道。
蒲慕州在對話中說，基督教理論上不應該有鬼，世界只有一個上帝，沒有其他靈性存在。但后來基督教里也有魔鬼，這是歐洲傳統社會中民間信仰的遺留。如果作個比喻，佛、道之所以讓中國大眾容易接受，是因為它們把中國傳統社會中原有的信仰概念包含進去。
基督教也一樣，鬼怪、巫術等民間信仰漸漸被納入其中。比如萬圣節其實是萬鬼節，來自歐洲的地方信仰。當然，現在萬圣節世俗化了，變成娛樂節日；圣誕老人源自北歐民間的神，也不是基督教本來有的概念。
《聊齋全圖》殘卷，約繪制于清光緒年間，現藏于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這三張圖分別是《畫皮》《聶小倩》和《續黃梁》。（上下滑動查看）
不同文化中的鬼既有差異，也有相似。蒲慕州認為，鬼因為有未竟之事需要處理，會回來找自己的親人或者仇人解決。這種想法在許多文化中都很常見。它反映了生者的集體焦慮，尋求解決社群內的沖突，并希望確保世代和平繼承，以維持社會穩定。
他解釋道，人類社會中間的沖突，到底要怎樣才能有效解決？正義在社會中間能不能實現？法律不是萬能，冤屈常常發生，所以鬼會回來喊冤。彌補缺陷的一種辦法是相信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如果你相信一定會有報應，那你的焦慮感會降低，不滿情緒能緩解。
“鬼神信仰，或者宗教文化，處理的就是這類東西。問題不能在一段時間內解決，那就靠信念把它結束。不然怎么辦？” 蒲慕州說。
而且值得思考的是，各種文化的信仰有同有異，到底是同比較重要，還是異比較重要？以食物為喻，不同的飲食文化都養活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但到底是食物的味道比較重要，還是食物的營養比較重要？
回到 “鬼是否存在” 的問題，蒲慕州認為，這最終是每個人主觀認定的結果，但這種主觀認定受到文化傳統塑造。他個人是否相信鬼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歷史學者，需要研究鬼神信仰如何影響歷史和文化發展。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
他覺得，鬼概念的普世性反映了人類這種生物具有的基本心理構成。它的起源和語言、宗教類似，和人類大腦的發展一同發展。我們現在能觀察到的情況，只是人類長期發展后最近的一些結果。以前人們解釋鬼的概念時，常從心理角度看，主要著眼點在人對未知的憂懼或疑惑。因為疑惑，所以不安，因為不安，所以害怕有事發生，而事情之所以發生，應該是有某種力量、某種東西在發生作用。這種東西可以是神明，也可以是鬼魂。
“不過，這種說法尚不能解釋為何人會因為未知產生疑懼。神經生理學家正在研究人腦認知能力的發展和結構，也許未來會有人提出更科學的解釋。” 蒲慕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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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中國古代有一個鬼的世界，它在廣被接受的文化話語體系或宏大敘事中并不明顯。然而，這個陰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國過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認識中國，洞察歷史與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學科的方法，從宗教、歷史、社會理論、心理認知等多角度，追溯了從遠古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存在的鬼觀念；并將中國的鬼與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鬼進行比較，揭示每種文化的個體特征。
本書原以英文寫作，書名為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 ，2022 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將之前自己關于鬼的諸多研究成果融入一書，內容上化繁為簡，敘述上簡約流暢，更適合大眾閱讀。
此中文譯稿經作者蒲慕州親自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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