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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國將有1158萬高校畢業生走出校門，走入社會。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進入動蕩期，加之自動化不斷發展，導致就業環境發生劇變、就業需求降低。

對于應屆生，他們不是就業市場的“香餑餑”；相反，他們需要面對畢業季就業市場“寒冷”的夏天。社會經濟環境背后蘊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使得中國大學生在就業時越來越趨于保守。相比四五年前，更多應屆大學畢業生在第一次就業時選擇了公務員、教師等看起來收入穩定、聲望體面的“鐵飯碗”工作。

【資料圖】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方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科研助理翁馨合作的《“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畢業生走向體制內的就業選擇》一文梳理了“上岸”大學畢業生在初入就業市場時的心路歷程。總結下來，他們的就業選擇歷經了“迷茫、順勢、取舍與追尋”四個交叉的復雜過程。方潔與翁馨還分析了一流高校畢業生選擇走向體制內的影響因素，為青年就業結構建言獻策。

澎湃研究所現摘編了上述研究論文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就業中，迷茫是最常見的

大學畢業生中的絕大多數是通過高考等考試模式進入高等學府的。無獨有偶，近年來以提高學歷為目的的研究生考試（“考研”）備受青睞，學生們對以“參加考試”為形式的人才篩選方法更熟練，也更為擅長。

當代青年群體在就業選擇時，喜歡用“上岸”一詞指代進入體制內的工作選擇。從更為寬泛的角度，進入體制內工作既包括考編、考公，也包括進入國企等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一流(指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高校畢業生在后疫情時代選擇走向體制內呢?

方潔與翁馨發現大部分畢業生的求職道路充滿了迷茫、趨同與權衡的糾結與拉扯感，少部分的幸運者較早地明確了職業方向。總結下來，他們的就業選擇歷經了“迷茫、順勢、取舍與追尋”四個交叉的復雜過程。

論文提到，部分大學生就業選擇時充滿了迷茫、缺乏對職業的整體規劃。“迷茫”是就業過程中最高頻率出現的狀態。對于當代的大部分高校學生而言，他們在入學之際，甚至臨近畢業之時缺乏職業規劃與人生規劃，這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擇業的倉促與被動。

當向受訪者詢問“剛入學時，您想從事什么工作”時，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沒有想過要干什么”“沒有具體的工作規劃”。有頂尖名校的畢業生甚至這樣剖析自己:“(選擇體制內就業)我覺得是一種保守和惰性，就是在思維上具有懶惰性，對人生的整體構想認知不高。”很多象牙塔里的高校學生不曾觸及“外面的世界”，而通過考試進行的選拔是他們從學校過渡到社會的一條優勢渠道。

方潔與翁馨認為，大學生求職時的迷茫不僅源于無助，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目標后的四處碰壁所致。某位受訪者提及，在剛進大學時并不曾明確未來的職業規劃，但排斥教師這樣“拿這么點錢又那么累”的職業。經歷了兩輪考研失敗后，她開始關注考公考編，由于機緣巧合考上了當地初中的教師編制。“反正錢多，離家近，總得占一個。教師編的話，工資在我們這個地方相對還行，沒有我想象中那么少，還能接受，我就報考了。”還有受訪者表示，“我的就業方向可能是通過排除法確定的，就是了解自己不想干什么，才確定想干什么。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還沒有特別明確的就業方向，就想著先考研。然后讀研的過程中也不想再進行科研，于是就打算回家走選調，干體制內比較穩定的工作”。

“上岸”只是一種順勢而為

作者還發現，除了迷茫，“順勢”也是大學生就業時的決策推動力。

“上岸”已經成為了一些高校畢業生不謀而合的共識。這種“上岸熱”下的趨同行為，往往受到高校畢業生就讀專業的選擇限制或決策推動。首先，“過來人”的成功經歷或是經驗教訓，讓畢業生在有限的信息中對就業前景有了初步的預判，正如某受訪者言道，“我們學院的話，之前當輔導員的人其實挺多的，一個班估計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人會去。我們這屆的話30多個人，大概三分之一去讀博了，三分之一去中小學了，剩下的人去選調了，基本全是進體制內工作的。”

這種“順勢”還表現在學科需求的路徑依賴。文科類畢業生就業渠道的相對狹窄讓很多名校本碩生選擇通過應屆選調或者國考進入體制。作者提及她的某位受訪者本科在一所“211”高校就讀英語專業，求職之際正值疫情暴發之時，一方面考試的時間被不斷更改、延期，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體制內的考試競爭，這些都讓她的錄用難度成倍增加。由于專業的限制，她只能報考“三不限”崗位，與成百上千的應屆生和往屆生一起爭奪一個最終只錄取一人的工作崗位。幸運的是，在歷經三年漫長的等待，自我懷疑甚至崩潰的瞬間后，她終于成功“上岸”。不同于高考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輕松勝利，成年后這場漫長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求職競爭已經讓她耗盡了心力。

論文表示，對于某些專業或是高學歷的名校畢業生而言，進入體制內工作是一個順勢而為的小心跳躍。一些專業上的特性導致他們在進入就業市場時，不得不“限制自己”，如高校科研崗。某受訪者曾說道，“我在高校科研崗位，這個崗位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在一個體制內工作，有編制，但我內心的不確定性還是很強，并不覺得這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很多博士在找工作時會一直盯著自己會的這點東西，其實是可以做一些別的工作的。我有時候會覺得太限制自己了，就是害怕不熟悉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還有就是對過去的一些東西、做出的成果放不下。”

“略帶遺憾地選擇了體制內”

方潔與翁馨還發現，一些畢業生在畢業抉擇時不同于前兩類在規劃缺失或是選擇局限情況下做出的體制內就業選擇，而是透露出了明顯的前置性就業偏好，只是在多維度的綜合考慮下最終選擇了進入體制，如某受訪者說，“我其實剛開始一心想進企業，覺得體制內太穩定了，沒有太大的提升空間，去企業的話還可以拼搏奮斗一下。”

另一案例的某受訪者在本碩期間去過外企、私企，還當過口譯員，但這些實習經歷都沒有給她留下正面的印象和良好的就職體驗。在即將入職一家規模不小的私企之際，由于對用工制度、工作內容和職場關系的不滿，以及出于對經濟形勢下行的顧慮，她最終選擇在試用期逃離了這家互聯網公司，轉而回歸當初最為抵觸的家鄉，選擇到曾經就讀的母校成為一名人民教師。

也有被訪者在個人喜好與未來工作生活發展前景的反復權衡中略帶遺憾地選擇了體制內就業。“單從職業喜好上來看的話，其實我讀研的時候很向往教師職業。但是考慮到輔導員未來的崗位變動，還有職位晉升或者社交面相對狹窄，公務員整體的職業規劃路徑更加多樣。在各方建議下，包括我更多地考慮了自己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不是單純地考慮職業喜好，所以我最后選擇了選調。”“我本身挺喜歡我的專業的，但這份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都太大了，而且整體的工資待遇比起計算機行業、一些研究所，還是不太行。我還想多活幾年，不想在年輕時就患上各種毛病。”

研究還發現，部分高校畢業生的性格特質、專業技能和工作期待與體制內工作所關聯的穩定、秩序與專業性相合。他們早早地制訂相關的目標與行動計劃，堅定地走向體制內的就業道路，并收獲極強的職業滿足感。

某受訪者說，“我從一開始更傾向于體制內。我希望從事一些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崗位的同時，為社會做一些有貢獻、有意義的事情……我的性格相對穩重，可能很多人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去機關工作的，因為它的整體氛圍是嚴肅的，需要一個負責的工作態度和嚴謹認真的工作作風。入職之后體制內的工作環境和氛圍基本都是符合我之前的預期的，我對工作的歸屬感也很強。”

有部分受訪者對于某一類社會角色有種天然的“使命感”，例如中學老師或是高校輔導員這類工作性質較為特殊的職業崗位。“當老師其實是從中學時期開始根植在我腦子里的一個比較明確的就業方向。因為我從小學開始就會教我弟弟妹妹，當‘小老師’，后來我從本科就在教培機構教書或者當家教。在這個過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的正反饋，所以我研三找工作那會就奔著教師編去了。我比較熱愛教育這個行業，覺得自己擅長教書，天生就是個‘教書的料’，后來就順理成章地回來當老師了。”

優化大學生就業環境的三個建議

論文的最后，方潔與翁馨嘗試從高校建設、人才培養和就業指導三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作為優化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環境的探索。

首先，在高等教育階段，除了大力建設一流高校外，我國還需進一步建設高等職業教育院校，提升后者的層次與培養水平，吸引更多生源，避免就業前置階段的互相傾軋。高職院校應承擔起賦予在校生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的職能，形成不同類型的畢業生異質化良性競爭的求職局面。

其次，學校、企業和政府合作共同培養人才，為高校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項目和專業對口的求職機會。更多實習機會的提供意味著學生在求學期間就能接觸到真實的工作環境，為之后的職業規劃和求職就業鋪好道路。

最后，在就業難背景下，幫助高校畢業生突破就業信息滯后甚至匱乏困境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突破口之一。大部分學生在進入大學，甚至在畢業之際仍缺乏具體的、明確的就業規劃，這對于畢業生就業是非常不利的。高校的就業指導與服務中心需要切實發揮作用，面向全體學生特別是畢業生提供包括面試技巧、行業形勢、招聘信息等在內的全方位、多類型、寬領城的就業培訓服務，以緩解高校畢業生規劃缺乏、求職扎堆、就業失利等困境。

（本文基于2023年5月發布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國青年研究》的《“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畢業生走向體制內的就業選擇》改寫而成。原文作者方潔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翁馨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科研助理。改寫作者郭天襄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